元宵节之所以称为“灯节”，是因为这一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张灯、观灯，人们称为闹花灯。
有趣的是，元宵节一开始就和宫廷、官府有着渊源，而此后的发展又从未隔断过这种关系。中国历史发展到汉代，已经远离自由的、朝气蓬勃的先秦，社会的管理趋于严格，礼教的网络已经形成。因此，当时的都城是实行“宵禁”的，而唯独正月十五“金吾不禁”。宵禁一方面是出于治安的考虑，另一方面则是对礼教的遵从，而后世元宵节俗活动的行止、规模更多的是受制于礼教的。
汉代以后，中国处于各地势力纷争割据的局面，战乱连年，民生凋敝，正常的、娱乐特点明显的礼俗活动受到了限制。至隋，国家又趋于统一，节俗活动也就盛行起来。但当时，却有人出于礼教和国力的考虑，上疏奏请禁止元宵活动，得到了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的批准。史载隋文帝在位期间，还有官吏因禁绝元宵不力而被罢官的，可见当时禁令之严。富有喜剧色彩的是，隋文帝禁元宵，而他儿子隋炀帝则一改父制，大开元宵之禁，大肆铺张元宵的张灯和游玩活动，每年正月十五都要举行盛大的灯会，在宫门搭起绵亘八里的灯棚、戏台，表演者三万人，奏乐者一万八千人，观者不计其数，灯会通宵达旦。隋炀帝还亲自写观灯诗：“灯树千光照，花焰七枝开。”以致后人称“今人元宵行乐，盖始盛于此。”
唐朝是自汉以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的国家，其国力之雄厚、社会之繁荣，则更是空前绝后的。生产力的发达和社会富庶给礼俗、娱乐活动奠定了基础。这时的元宵节期已向十五前后各展一日，变成了三天。唐太宗时放灯发展成为热闹的灯市。诗人崔液在《上元夜六首》之一中曾经写道：
玉漏铜壶且莫催，
铁关金锁彻明开。
谁家见月能闲坐，
何处闻灯不看来。
可见，唐初放灯规模空前，万人空巷。
宋代，放灯的风气更盛，宋太祖削平群雄后，将唐代开创的元宵灯节放假三天增加到五天。宋徽宗还对观灯的市民加以鼓励和赏赐：“凡来御街观灯者，赐酒一杯。”
著名的成语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就是自宋朝的典故。相传宋朝有个州官名叫田登，因为“灯”与“登”谐音，犯了他的名讳，所以他不许辖下的百姓说“灯”字，元宵节时州府发出“本州依例，放火三天”的告示，把好好的一场灯会，变成了一场“火灾”。老百姓于是嘲笑田登是一个“放火州官”。
还有一首无名少妇写的诗，既表现出古人的机智，也记录了宋代元宵节观灯的习俗。宋徽宗有一年登上宣德楼观灯时，有一对夫妇也来观灯，在人流涌动中两人走散。妻子挤到了端门前，正遇徽宗赐酒，她喝完御酒后顺势偷了一只金杯。卫士发现之后，立即把她扭送到宋徽宗跟前。这少妇急中生智，当即吟诗一首，为自己的行为辩解：
月满蓬壶灿烂灯，
与郎携手至端门。
贪看鹤阵笙歌舞，
不觉鸳鸯失却群。
天渐晓时感皇恩，
传宣赐酒脸生春。
归家恐被翁姑责，
窃取金杯作照凭。
宋徽宗观灯正在兴头上，听了这位少妇机智的应对，不仅不气恼，反而很欣赏，就把金杯赏赐给了她。
到了明代，朱元璋为使京城繁荣热闹，大力推行放灯，规定每逢元宵佳节，从正月初八上灯，正月十七落灯，连续张灯十天，开创了我国最长的灯节。
清代元宵张灯活动虽然也只有十四、十五和十六三天，但规模很大，内容也非常丰富。清代词人董舜民在《元宵踏灯》中咏少妇观灯，写得十分精彩。《调寄御街行》下半阕云：
百枝火树千金糜，宝马香尘不绝。飞琼结伴试灯来，忍把檀郎轻别。一回佯怒，一回微笑，小婢扶行怯。
石桥路滑缃钓蹑，向阿母低低说。垣娥此夜悔还无？怕入广寒官阙。不如归去，难忘畴昔，总是团圆月。
中国有着发达的地域经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在长达几千年的人类活动中，中国人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格局和丰富的生产、生活方式。民“摘叶为茗，伐楮为纸，坯土为器”，“富则为商，巧则为工”，茶瓷互利，农工商并举，创造了“中国歙州，万国来求”的古代文明。
中国人对元宵节的重视，主要表现在全家团圆欢度佳节并通过灯彩活动和民间社火活动，进行节日文化的传统教育，传承光大地方民俗文化，在丰富人的文化生活之中陶冶人的情操，培养人的民族精神和集体观念，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络，拓展社交娱乐空间，使地方民俗文化、包括优良的灯彩制作技艺能够延续发展和源远流长。同时提醒人们，元宵节狂欢之后，应从过年的欢乐中，转向着手安排一年的生产和生活，争取一年胜过一年。
